談論紅茶的起源時,不少人往往提及明朝劉基《多能鄙事》一書中記載的“紅茶”。但是,史料記載紅茶起源于清朝,人們對穿越到明朝的“紅茶”就有了疑問。但《多能鄙事》中的“紅茶”黑字白紙,既不能視而不見,又因為缺乏說服力而不能作為紅茶起源的證據(jù)。這就好像臉上長的痘痘,既無法忽視,又不能過度重視,否則天天影響好心情。正如總是有人尋找袪痘的方子,人們也試圖解決《多能鄙事》中的“紅茶”之謎。
《多能鄙事》書影
劉基是明朝開國功臣,民間認為有諸葛亮之智。《多能鄙事》是關于民間日常生活知識的工具書,清朝《四庫總目提要》指出此書“凡飲食、器用、方藥、農圃、牧養(yǎng)、陰陽、占卜之法無不備載,頗適于用”“然體近瑣碎……殊失雅馴。立名取孔子之言,亦屬僭妄。殆托名于基者也”,即偽托劉基所作。吳覺農在《茶經(jīng)述評》中據(jù)此認為“不擬引以為據(jù)”。但是,畢竟是清朝以前的書籍記載了紅茶,是不是劉基所著倒是不重要,“紅茶”之謎依舊在。
后來,人們發(fā)現(xiàn)《多能鄙事》中記錄的“酥簽茶”同明宋詡著的《竹嶼山房雜部》完全一致,但“紅茶末”為“江茶末”。人們還發(fā)現(xiàn)《多能鄙事》中與飲食有關的內容都與元代一部家庭生活大全的工具書《居家必用事類全集》(十卷)中的內容類同。如今,保溫杯泡枸杞茶成為油膩男的標志。這個枸杞茶保健的方子就出自《居家必用事類全集》,方子中的原料有“江茶一兩,枸杞末二兩”,有益明目。另外,此書中還記載了擂茶的做法,所用的茶葉是將“芽茶湯浸軟”,如沒有芽茶“只用江茶亦可”,顯然方子里的江茶是區(qū)別于芽茶的葉茶。另外,《多能鄙事》書中的“熏花茶”內容中也有“江茶”的文字。有理由認為,《多能鄙事》記載的“紅茶”應該是“江茶”,乃刊刻翻印之誤?!吨袊杞?jīng)》介紹紅茶起源就不提《多能鄙事》一書。
《多能鄙事》中有“江茶”的文字
那么,什么是江茶呢?江茶,是宋代對江南諸路茶的統(tǒng)稱。歷史上“江茶”的記載頗為常見。南宋李心傳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》:“江茶在東南草茶內,最為上品,歲產(chǎn)一百四十六萬斤。其茶行于東南諸路,士大夫貴之?!彼侮苏f之《謝徐師川寄江茶四小瓶》“詩句清余雙井茶”,產(chǎn)自黃庭堅家鄉(xiāng)江西修水的雙井茶,就歸類江茶。南宋的古畫里還有“上等江茶”的廣告。
南宋劉松年(約1155—1218)《茗園賭市圖》,現(xiàn)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館
宋歐陽修《歸田錄》:“臘茶出于劍建,草茶盛于江浙”。臘茶即建茶,宋時建甌北苑所產(chǎn)的龍鳳團茶,為朝廷貢茶,餅有臘面也稱“臘茶”。草茶即盛產(chǎn)江浙一帶的江茶,為民間的散茶。南宋理學家朱熹說“建茶如中庸之為德,江茶如伯夷叔齊”,將建茶與江茶并提。他認為當時的張南軒說的“草茶如草澤高人,臘茶如臺閣勝士”,按高官與民間類比就有等級之別是俗了建茶。朱熹從儒家倫理出發(fā),認為兩者品格上沒有高下之分,建茶為貢茶經(jīng)過復雜工藝制作“有中庸之德”,而江茶為民間散茶,保持自然的高潔品性,這才是“兩全”之說。伯夷叔齊是商朝棄官的君子。朱子以茶喻人,認為茶不論居廟堂之高,還是江湖之遠都有君子的德操。
臘茶為御茶,中央定制,“御焙”生產(chǎn),只供宮內消費,而江茶則為民間買賣交易的商品茶。宋代茶葉屬政府專賣,商人販賣茶葉要有政府頒發(fā)的“引”,即交稅的票據(jù)憑證“茶引”,規(guī)定了運銷地點和數(shù)額。元代王曄的散曲提到茶商馮魁販賣“江茶”,“一個將百十引江茶問肯”。馮魁在江右一帶販賣茶葉,有“百十引”數(shù)量就是大茶商了——這是元朝流行的《蘇小卿月夜販茶船》故事。
團餅茶生產(chǎn)消退后,建茶就改產(chǎn)散茶。清代劉靖1732年在《片刻余閑集》中寫到,武夷茶有兩種,生山上巖間的名巖茶,山外地中的名洲茶,依品質高下又分數(shù)種。巖茶中品質最高的是老樹小種,其后依次為小種,小種工夫,工夫,工夫花香,花香;洲茶中最高者為白毫,其后依次為紫毫,芽茶。他又指出,巖茶是僧道采摘焙制,只在寺廟覓購,市面上買不到,而洲茶“皆民間挑賣,行鋪收買”,“山之第九曲盡處”即山下遠處星村鎮(zhèn)為買賣集散地,“外有本省邵武、江西廣信等處所之茶,黑色紅湯,土名江西烏皆私售于星村各行”。行商將“黑色紅湯”的江西烏冒名“紫毫、芽茶”售賣,因為價格便宜。
劉靖約為清朝中葉乾隆年間人,曾任崇安縣令五載,熟悉武夷茶,所記可信。茶葉在加工中揉捻葉因紅變產(chǎn)生了紅茶,紅茶生產(chǎn)即從武夷山下星村桐木關的小種紅茶開始。為區(qū)別于外山制作的小種紅茶,后來將星村所產(chǎn)稱為正山小種紅茶。清朝董天工1751年所寫的《武夷山志》中,記載有小種和工夫兩種茶名,可見星村小種紅茶以后,又逐漸出現(xiàn)了工夫紅茶的生產(chǎn)。
中國茶葉出口興盛時,武夷茶大量外銷,英國人就以產(chǎn)地為茶名稱之為武夷茶(Bohea)。吳覺農在《茶經(jīng)述評》中提到,他在翻譯美國烏克斯《茶葉全書》時,將書中大部分武夷茶翻譯為紅茶,只有在同時出現(xiàn)Bohea和Blacktea時,為了區(qū)別才不得不譯為武夷茶。他還寫道,在地方志中可以查到的最早記述紅茶的有湖南《巴陵縣志》《安化縣志》,湖北《崇陽縣志》,江西《義寧州志》。這些紅茶生產(chǎn)的記載全部在道光年間(1821—1850)及其后,即紅茶外銷大盛之時。烏克斯《茶葉全書》中“茶葉年表”里記述紅茶的年代已經(jīng)提早了100多年,1705年刊登的廣告“紅茶Blacktea30先令”;1710年10月19日,英國Tatter報登有“出售武夷茶”的廣告;1728年,有英國作家記錄的茶價為“紅茶(Bohea)20~30先令”。
1732年,英國TWININGS公司進口中國武夷茶、工夫茶的記錄
(參考資料:1.吳覺農著《茶經(jīng)述評》,2.中國茶葉服份有限公司,中華茶人聯(lián)誼會編著《中華茶葉五千年》,3.鄒新球.從《多能鄙事》的釋義論紅茶的起源.福建茶葉,2007年第2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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